本文作者李松蔚为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，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。
如果一个精神分析师和来访者约定了时间见面，他按时出了门，不幸遇到了不可抗力——比如，交通事故——没有按时赶到，让来访者在诊室里白白等候了一个时段，精神分析师还会让来访者交钱吗？
答案似乎很显然：来访者完全不需要为这个时段付费，毕竟他没有得到应得的服务，还浪费了不少时间。他也许还应该获得一点补偿，起码是口头道歉？反正，当我因为不可抗力失约或迟到时，我是要道歉的。
尽管持这一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，仍然有少数精神分析师坚持：可以在设置中规定，来访者需要为这种情况支付费用。这仿佛是说：“反正你要为咨询买单，你就顺便为不可抗力买单吧。”这种主张听起来很混蛋，但也不是毫无道理：来访者用了诊室，这个诊室是有场租的。正常情况下，来访者付咨询费给咨询师，咨询师付场租给诊室。
那么，诊室应该收取场租吗？似乎没理由让它蒙受这个损失。它毕竟在这个时段被使用了。然而，它应该获得的场租收入该从哪里来？不管是来访者付还是咨询师付，付这笔钱其实都很冤枉。在极端的情况下，假设咨询师不挣钱，来访者支付的咨询费全部都用于场租（有一些实习咨询师确实如此），那么咨询师因为不可抗力未能提供服务，还必须倒贴，用来补贴场地和管理成本。这好像也很不合理。
所以我们总会有道理，用来证明“某一方不承担损失是合理的”。对于损失的补偿，我们大致会遵循这样一个逻辑：谁有责任，谁买单。这里的“有责任”，直观来说，就是犯了错的那一方。两人打架，往往是谁先动手谁挨批；汽车追尾，就让后面那辆车赔偿；两口子闹离婚，一方出轨，另一方就大占上风。——这都是找得出责任人的例子。但是一说到不可抗力，这办法就不好使了。不可抗力的意思就是：谁都没有责任。这个损失是天灾，是意外，是命。
上面这句话听起来虽然合情合理，但是如果双方或多方都没错，就很麻烦。韩国闹MERS病毒，订了自由行的游客不敢去了。是游客的错吗？显然不是。但是游客已经交了钱，这钱还能不能退？我的一个朋友，最近就在为这件事闹心。他想退团，但是算违约。平台的理由也很充足：机票和酒店的成本我们都已经付过了，你退了，就要由我们承担损失。可我们也没做错什么啊？
契约的建立可以提前规避这种冲突，但仍然还有照顾不到的灰色地带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次疫情还没有达到官方禁止出入境的级别，也就没有在法律上形成真正的“不可抗力”。所以按合同来说，我这位朋友算是自行违约，损失该自己承担。但是话虽这么说，同样的情况，也有其它平台全额退费。这种不平等的待遇，让他尤其闷闷不乐：“这种天灾谁能想到？他们倒打着旱涝保收的算盘。”
不同的平台可以有不同的做法，这都无可指摘。在我这朋友看来，他是弱势群体，而平台家大业大，出了事理应有所担当。但话分两头说，如果客人一窝蜂地退钱，只怕一般平台也承受不起。我查了一下，损失最惨重的一家出境旅游平台在承诺了全额退费之后，退款额保守估计在千万以上。换到精神分析师的例子上，恐怕就该破产了。他们也没有责任，凭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买单呢？
其实，“谁有责任，谁买单”这种观念不过是一句美好的祝福，隐含的实质是“我没犯错，就无须承受损失”。这句话听上去可靠，却是彻头彻尾的梦幻泡影，没有丝毫依据。没犯错，就真的不必承担损失么？那么沉船算怎么回事？地震算怎么回事？火灾算怎么回事？航班延误算怎么回事？无辜的受害者压根一点错也没犯，就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乱七八糟的不可抗力中，搭时间，搭钱，有时连命也搭进去，这种混蛋事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。
遇到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寻找责任人：“他妈的，这事该怪谁？”亲近的人会有不合情理的内疚，生拉硬拽也非要把悲剧跟自己扯上点关系。沉船事故后，遇难者家属哭诉：“当初我要是劝爸妈不要参加这个团，就不会出事了！”平心而论，这想法一点没有道理。
但是这么想的背后，实际上是为了重新找回控制感：“一定是有人犯了错！怎么可能没人犯错呢？”换句话说：“只要不犯错，世界就还是可控的。”有了控制，才能重新塑造安全感：“世界是可控的，我才可以跟它相安无事。”所以，我们要想让生活变得平稳一些，就需要替罪羊：“不是世界不可控，而是有人没做好。”像我那位朋友，满心欢喜盼着去韩国，现在一盆冷水浇下来，拒不退款的平台就变成了替罪羊。
然而，这样的教训也自有其价值。就像那些严厉的，少数派的精神分析师，用“只要是不可抗力就该你来买单”的设置，传递了一个态度：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臭流氓。你分明一点没做错，但是啪！事情就撞上门来了。你无力抵抗，防不胜防，有道理也没处讲，这时就只好表达无奈的愤怒：
滚你大爷的，这蛮不讲理的世界！滚你大爷的，蛮不讲理的MERS！还有这蛮不讲理的沉船和漫天灾难！我带着老婆出了城，吃着火锅唱着歌……
骂归骂，最后还是得掏钱买单——就是这么无奈。
不可抗力让我们正视人类的脆弱。而脆弱催生出另一种坚强。
在这种时刻，人类最大的法宝就是联结。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”。聚到一起，让苦痛者略觉安慰，让绝望者不至于孤立无援。而我们施以援手的方式，常常是：“来，我知道这世界很操蛋，我愿意替你分担一部分的损失。”
不应把这看作一种责任，或是契约限定的义务，而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，在面对不可抗力时最本能的善意和共鸣。对精神分析师的那个问题，我现在的回答仍然是：我不需要来访者付费。即使是来访者一方因为不可抗力而临时失约，我也不需要他付费——我这么做，传递的信息并非“承担这部分损失是我的义务”，而是“我自愿承担这部分损失”，由此为咨询关系注入了一分弹性。
不可抗力无可抵御，就只能靠弹性稍加化解。比如我经历过多次航班延误，几乎每次都是冷冰冰的机内广播，只有一次，有一位空姐面红耳赤地向乘客鞠躬。机舱里沸反盈天的怨言就立刻开始降温。我们何尝不知道，延误并非她的错呢？
我们只是希望多一个人站在我们这边，而不仅仅作不可抗力的代言。
人与人的联结织成线，再编成网，最终构筑成一层有弹性的屏障。共同参与到屏障中的，有旅游平台的上千万退款，有灾害后举国募捐的善款，有湖北监利不收外地人钱的民间约定，有空姐一低头的歉意，甚至有我买完煎饼发现钱包不见时，摊主满不在乎的一句“拿着吃”。
我们无法控制不可抗力，但我们多少还可以控制自己。这正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一面。面对不可抗力，没有人有责任，这只能称为“正确”。然而无数个没错的人站到一起，默契地相互支持和分担，这就足以称为“高尚”。是人性在不可抗力之下，明知不可抗的对抗。
（编辑：Calo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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